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几个主要目标并没构建。1973年春天，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但它必需经过最少38个州的批准后才能生效。然而到70年代末只有35个州批准后，所以仍然没能生效。1973年，最高法院又在两项裁决中驳回了州级法律中关于安乐死为犯罪的规定，引起了全国大规模的赞成安乐死运动。

反对者的核心是激进的政治家、天主教和摩门教会。由于他们的阻扰，该法案至今没能通过。

但这不是说道，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效益不大。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或译《民权法案》）虽是侧重解决问题黑人问题的，但也规定了禁令基于性别雇用的不公平，恶化了没能通过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所导致的不满情绪。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同工同酬修正法案；1974年，公平就业机会法和公平信贷机会法陆续通过；1978年，分娩妇女没有能力工作法生效；1984年，儿童抚养实行修正法通过；同年，退休金公平法也被通过。

此外，在州政府一级，妇女们明确提出并通过了许多维护妇女权利和权益的法案，大至人工流产、福利确保，小及家庭暴力、育儿义务。法律的转变必须通过习惯的转变才能确实获得否认，所以习惯上的变化才是关键性的。妇女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许多人转变了以前对妇女的观点。

妇女低收入、不受教育的情况有了相当大变化，她们还转入了许多以前由男人独占的职业，如司机、警员、电工等。在政治领域，美国妇女的参政意识日益反感。政治领域是权利领域，男女平等首先要超过政治上的公平。

更加多的妇女有了参予政治的拒绝。美国妇女第一次转入国会是在1917年，至1999年，共计197名妇女转入国会（22名在参议院，175名在众议院）。

美国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在1977年为4％，到1999年下降至12％，22年中减少了2倍。在州一级，女议员队伍发展更加慢。

1969年美国州议员中妇女占到4％的比例，经过30年的发展，1999年女性比例超过22.4％，为1969年的5.6倍。在1999年的1661名女州议员中，有338名是州参议员（占到总数的19.6％），1273名是州众议员（占到总数的23.4％）。而在华盛顿州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中，女议员甚至以18比9的数目多达男议员。

这些事例指出，美国妇女已渐渐从政治边缘南北政治中心，沦为美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已经常出现更加多的职业女性，尤其是转入管理层的妇女大量减少。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所列的500家大公司中，有429家公司最少有一名妇女兼任公司的负责人，188家公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女性负责人。女性创业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她们转入还包括高层次在内的职业，似乎是与女权运动对传统习俗的激烈冲击造就的。

同时，她们的大量低收入正在转变着美国的社会结构、家庭模式和社会消费方式。在法律上，如前所述，美国女权运动的成绩也非常明显，这里仍然反复。在军事领域，妇女大规模转入军队出了美国乃至当今世界的又一个新潮流。

妇女从军自古以来有之，但由妇女构成的正规化的辅助性军事的组织则主要是20世纪的事情。1972年至1999年期间，美国军队中女兵比例减少了8倍，女军官的比例也减少了3倍。

目前，女军人正在沦为现代化的宝贵力量，但女军人在军队中所占到的比例仍较小，还面对性骚扰之类的问题，这都意味著妇女在军队中的地位还有待提升。还有一些数字可解释妇女地位的变化。

妇女在低收入大军中的比例在60年代末下降到40％，1976年超过48％。1977年，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多达了50％。

同时，妇女的工资待遇和低收入性质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美国女权运动影响了社会观念的方方面面，使妇女问题沦为人人皆知的社会问题，任何具有性别歧视的话语都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痛恨。这体现了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毫无疑问不会有助女权运动的更进一步发展。当然，女权运动及与之涉及的“性解放”运动，对美国人的婚姻观念、家庭结构、同性恋者、离婚率、性生活等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既体现了美国妇女拥立能力和执着个性、谋求和平的意识的提升，同时也折射出美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相当严重心理健康。美国妇女仍面对着许多必须解决问题的问题，男性的话语霸权仍然支配着美国社会。

有人做到过一次调查，把两篇质量类似于、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分别署上男性和女性名字，让女大学生评价，结果大多数女大学生都指出署男性名字的文章更佳。可见，妇女在潜意识上仍指出自己不如男性。总之，美国妇女自身的了解还有待提升，女权运动还面对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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